北京“左环沧海，右拥太行，北枕居庸，南襟河济”，具有3000多年建城史和800多年建都史。这块物华天宝、地灵人杰的膏壤，前史沉淀深沉，文明遗产丰厚，是中华文明源源不绝的巨大见证。为服务全国文明中心建造，北京市委党史研讨室、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全面整理北京老城的前史开展头绪，深化发掘和阐释北京老城的前史背景和文明内在，编写了《北京老城故事》一书。即日起，人文之光网摘选部分文章予以转发，敬请重视！
明清两朝相继定都北京后，因为每三年举办一次会试，全国各地举子接连不断。为招待赴京应试村夫举子的会馆便应运而生，最多时竟达几百个。其间，南城的芜湖会馆、浏阳会馆、湖南会馆等最具代表性。这儿管弦丝竹盈耳，文人雅士集聚，留下了许多广为传扬的动听故事。
芜湖会馆是北京最早的会馆。该会馆兴办于明永乐十九年（1421），坐落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，有东、西两院，正厅3间，厢房16间，面积1000多平方米。
这家会馆的创立者是安徽芜湖人俞谟。永乐元年（1403），他以选贡的身份任南京户部主事，明朝迁都北京后转任工部主事。芜湖举子入京会试按例访问芜湖籍官员，期望他们能在食宿上供给便利，这促进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俞谟萌生了创立会馆的想法。他自掏腰包在前门外“置旅舍数椽，并基地一块”，建起了芜湖会馆。自此以后，各地纷繁仿效，冠有地名的会馆犹如漫山遍野般在京城鼓起。
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几十年后，环绕芜湖会馆产权归属竟引发了一场官司。正统十四年（1449），一个姓路的北京人宣称这块房地产是他家的，并拿出了房产方单，将会馆占为己有。而此刻俞谟已归乡病故，死无对证。无法之下，俞谟的儿子俞日升只好从芜湖赶往北京，与路姓人打起官司。
好在俞谟是一个有经济脑筋的人，当年购买这块房地产时，就与路姓人的父亲签了一个契约。辞官归里时，他虽将这块房地产无偿地“付同邑京官晋俭等，为芜湖会馆”，但把当年购买房产的契约带回了家园。
俞日升正是凭着这张保存无缺的契约，在与路姓人“构讼争地”的过程中占有了自动。终究官衙宣告：“日升持契入质，断归芜湖会馆。”
清朝定都北京后，实施“旗民分治”方针。明朝时在内城兴修的会馆改迁或重建于外城。前门、崇文门、宣武门等商业富贵区域，因间隔科考场所贡院较近，交通较为便利，这儿便成为各地兴修会馆最为会集的区域。
中日甲午战争后，清军惨败。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，清政府与日本签定《马关条约》，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建议“公车上书”活动。谭嗣同受其影响，在老家浏阳创立算学馆，发起新学。第二年，谭嗣同北学，结识康有为、梁启超等。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六月，光绪帝实施维新变法。谭嗣同与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一同参与变法。
在宣武门外大街北半截胡同的浏阳会馆，其内部5间西房的北套间，曾为谭嗣同的居处，他自题为“莽苍苍斋”。他的许多诗文、信札都在这儿写成。维新志士常常在这儿开会，剖析政局，参议国是。
维新变法触动了慈禧太后等保守派的利益。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九月，慈禧太后发起“戊戌政变”，软禁光绪帝，缉捕维新派。谭嗣同闻讯后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管，多方活动，筹谋解救光绪帝及其他被捕的仁人志士，但因方案不周，均未成功。
谭嗣同深感危机四伏，生死未卜，但仍然抱定必死的决计。他把自己的信件、文稿交给梁启超，要他东渡日本流亡，以图重整旗鼓，并大方地说：“不有行者，无以图将来；不有死者，无以召后起。”日本使馆也曾派人与他联络，表明可认为他供给“维护”，他决然拒绝：“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，今天我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，此国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之，请自嗣同始。”
9月24日，谭嗣同把浏阳会馆的大门打开，面不改色稳坐在门前两株松树下，置一矮方桌，悠然品茶。他死后的“莽苍苍斋”内，摆放着从湖南浏阳老家“大夫第”带到京城的“凤矩”剑、“残雷”琴、“崩霆”琴。当捕快来届时，他仰天大笑，沉着被捕。在狱中，他卑躬屈膝，壮怀激烈，挥笔写下了“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”的闻名诗句。
28日，谭嗣同、康广仁等6位志士在距浏阳会馆只要一箭之遥的菜市口勇敢牺牲。临刑前，谭嗣同面不改色，大声呼叫：“有心杀贼，无力回天，死得其所，快哉！快哉！”
湖南会馆坐落烂缦胡同101号，是在京湘籍官员于清光绪十三年（1887）八月创立的。1919年12月18日，为扩展“驱张运动”影响，率示威代表团一行40人抵达北京，住进湖南会馆，在这儿领导了“驱张运动”。
“驱张运动”是湖南学生在五四运动时期发起的驱赶军阀张敬尧的奋斗。张敬尧是北洋军阀亲日派皖系喽罗段祺瑞的喽啰。他任湖南督军兼省长期间，勾通他的三个兄弟张敬舜、张敬禹、张敬汤，任意实施，为非作歹。湖南公民极为怨恨，时谚称：“堂堂乎张，尧舜禹汤。一二三四，虎豹豺狼。张毒不除，湖南无望。”
以新民学会会员为主干，领导学生对胡作非为的张敬尧进行了坚决奋斗，揭穿打出“驱张”的旗号。他们联络社会各阶层，发起全省学生罢课、教师罢教、工人停工、商人罢市，并决议派出代表分赴北京、衡阳、常德等地，揭穿揭穿张敬尧祸湘虐民的罪过，争夺全国言论对“驱张”的支撑和怜惜，形成举国一致的浩大气势。
来到北京后，代表团以湖南会馆为大本营，冒着北方的酷寒，每天遍地奔波联络，向湖南在京学生、议员、名人、绅士宣扬“驱张”含义，发起他们参与“驱张”的奋斗。
在湖南会馆兴办布衣通讯社，自任社长，每天把150余份揭穿张敬尧罪过和宣扬“驱张运动”的音讯，发送到京、津、沪、汉各地的报社。
12月28日，1000余名湖南同乡在湖南会馆举行驱张大会，声讨张敬尧罪过。会后，我们在驱张示威书上签名。
1920年1月28日，代表团拿着示威书向北洋政府驻地进发，后又转赴内阁总理靳云鹏私宅。等六人被推举为交涉代表。靳云鹏遁词不见，派其副官长出来敷衍。和代表们痛陈张敬尧祸湘罪恶，要求靳云鹏当众宣告解决办法。在他们的奋力反抗下，靳云鹏迫于压力，不得不出来与示威代表碰头，并答应研讨民众的要求。
张敬尧处在社会言论和军阀争斗的两层压力下，于6月慌乱逃离湖南。等领导的“驱张运动”，通过10个月的勇敢奋斗，总算取得了全面成功。
会聚于北京南城的会馆，其修建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，以及前史、政治、经济、文明等多重价值，是那个前史时期社会继续健康开展的见证者、“活化石”，为京味文明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（来历：《北京老城故事》，北京市委党史研讨室、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著，北京出版社2022年版；图片来自：“北京市方志馆”微信大众号）
